东晋时期的文化

       东晋偏安江南，在另一方面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文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也流行了骈文。 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西元三三八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今日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翽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著《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籙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