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远：《尚书》学与汉代政治伦理

《尚书》提出了“天之断命”、“续命于天”、“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改殷之命”等说法，这表明商人、周人认为其之所以能得天下，盖由天命所赐，并将此伦理哲学理念昭信于天下，初步形成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天命观。

　　《尚书》是中华民族原初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基因的有效载体，集中体现了上古虞、夏、商、周统治者的政治观点、治政理念与施政法则，以其无可比拟的思想智慧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必读必遵的中华元典。

　　《尚书》所涉诸多治政命题，如以“九州”、“十二牧”、“五服”等理念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以“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为特质的民本天命观，以“明德慎罚”为主张的德治精神，以“君明臣谐”、“俊乂在官”为标准的用人之道，以“柔远能迩”为理念的民族和平相处原则等，经过周秦学者的不断诠释，逐渐形成有益于构建古代政治伦理体系的《尚书》学传统。早在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时代，社会就已形成“掌《书》以赞治”、“执《书》以造士”的普遍风尚，孔子及其后学将此官学传统下移，构建起儒家政治伦理哲学和德政说教，开启并奠基了以“资政”为特色的汉代《尚书》学传统。这一传统对汉民族政治文化特色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对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亦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饱受秦始皇“焚书坑儒”及秦汉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尚书》在汉初仅有29篇得以保存，但在汉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及积极推动下，在官、私两个层面均得以普遍传播，不同风格的《尚书》学派随之形成并流衍争胜不断。各家各派《尚书》学诠释的着力点均未超越资政化民的范畴，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立为官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今文学，多能把《尚书》作为立政治政的历史依据用于指导政治实践，并取得了明显的资政效果，直接影响了两汉政治社会的变迁。

　　《尚书》在汉代成为实至名归的帝王之书。诸多人君研习《尚书》，尊崇《尚书》学者，依《尚书》布政、施政，促进汉代《尚书》学社会功用的发挥，如以《尚书》决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等等。

　　以民为本的天命观对汉代立政伦理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敬畏天命常被视为奉天治世的最大法则。在今传《尚书》中，“天”字出现107次，与天同义的“帝”字出现34次，由此足见《尚书》诸篇之天命思想的多寡。《尚书》提出了“天之断命”、“续命于天”、“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改殷之命”等说法，这表明商人、周人认为其之所以能得天下，盖由天命所赐，并将此伦理哲学理念昭信于天下，初步形成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天命观。

　　在早期《尚书》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尚书》宣扬的国运定于天命的意识代代相传，至秦汉时期得到强化，在两汉帝国建立与巩固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更有些汉代《尚书》今文学学者敏感地意识到《尚书·洪范》“五行”观念的文化生成功能，将之与“五德终始”说、“三统三正”说结合并加以衍生和诠释，诞生出新的天命转移理论，如伏生《尚书大传》提出的“三统”说、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提出的“五行相生”说，进而将其作为朝代更替的理论依据。这些观念在巩固汉帝国政权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尚书》宣扬的天、帝、天命等观念并非主宰天下万物的神性宗教关怀，而是一种“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亦哀于四方民”、“以小民受天永命”的民本关怀。正是通过强调“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讨有罪”、“天命有德”等理念，《尚书》得出了天意即民意的结论。汉代帝王在此理念影响下，常依据《尚书》的民本天命观警醒自己，动辄就下罪己诏，前汉文帝、宣帝、元帝、成帝，后汉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都曾这样自责，史书均有载记。汉代儒者在以《尚书》民本天命观匡正人君方面亦多有发明，如前汉谷永引《无逸》《文侯之命》戒成帝“毋逸豫”，班伯据《微子》《酒诰》戒成帝毋迷色淫酒。后汉郅恽引《尚书》周公规劝成王“勿盘于游畋”之事戒光武帝“毋逸豫”，郎顗用《盘庚》“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谏顺帝仁俭施政，杨震用《洪范》戒安帝节用去奢，陈蕃亦引《尚书》“无教逸欲”、“勿盘于游畋”戒桓帝“毋逸豫”。

　　大一统观念对巩固两汉帝国多民族统一的影响

　　《尚书》学在汉代的大规模传播，使得其中的许多观念深入人心，整体呈现出“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九州混同，四海一家”一统天下的恢弘气度，“万邦黎献，共为帝臣”、“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天下共主的气概，“惇德柔远”、“蛮夷华夏，莫不率服”民族和平的相处之道，《周书》部分倡导的“封邦建国”理念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继承，而且在各族民众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维护两汉帝国长达四百年的多民族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汉代常常借用《尚书》“封建”诰命体语言，如：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策立皇子刘闵为齐王、刘旦为燕王、刘胥为广陵王，诰命三策中的“封于东土”、“封于北土”、“封于南土”语言，是仿自《康诰》“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惟命不于常”，亦是活用《康诰》经文；“俾君子怠”系改《秦誓》“俾君子易辞”经文；“凶于而国”更是直接引用《洪范》经文。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六月间接引用《尧典》义来封建宗属，其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遣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末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其中便蕴含了《尚书》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理念。

　　汉代在处理边远民族事务时，往往采用《尚书》中“协和万邦”、“敦德柔远”、“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等策略。如：宣帝时，有学者谓“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并主张依《禹贡》疆域方五千，胡越之地在五千里之外，荒服鄙远，应割弃勿理，不宜出兵征服，以节省国力。再如：元帝时珠厓反乱，贾捐之认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皆可且无以为”，阻止发军南征，元帝听信其言，下诏说：“其罢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贤能治政法则对汉代治政伦理的影响

　　《尚书》另一核心要义为贤能治政法则的奠基，具体体现在君臣的德才并重标准以及和谐君臣关系的构建两个方面。《尚书》对唐尧、虞舜、大禹、成汤、文王、武王等帝王，对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重臣，进行了多角度的型塑，但散中不散，集中刻画了他们德才兼备的治政素质。贤能治政的关键是“俊乂在官”，即把贤能者使用在关键职位上。君王掌权，知人之明是其基本德性，作为最高统治者，不仅要善用贤能，而且要近贤远佞，视臣如手足，“臣作朕股肱耳目”，并敢于广言纳谏。《皋陶谟》说：“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身为天子，要能理性接受臣下的建议。为臣之道，则要“允迪厥德，谟明弼谐”，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按照“九德”的标准不断改进自身，恪守本职，勤政守法。汉代任荐大臣多遵循《尚书》中的贤能治政法则。刘向引用《尧典》《皋陶谟》议论任荐大臣的重要性时说：“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拊石击石，百兽卒舞。”陈忠疏奏三公典职之要时亦化用《尚书》文本说：“臣闻三公上则台阶，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职，协和阴阳，调训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汉代任荐大臣遵循《尚书》者很多，仅举一例：光武帝拜高密侯邓禹为大司徒的策文说：“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基本沿袭《尧典》帝舜命契作司徒之文本。

　　汉代和谐君臣关系的构建重在赏罚有道。治政之大本在于刑赏，赏或罚是君王驾驭群臣的主要方法，《皋陶谟》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汉代统治者深谙此道，赏罚非常严明，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如汉宣帝曾下诏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尚书》学者颍川太守黄霸因治郡有方，被宣帝赐爵关内侯，赏黄金一百斤，俸禄由八百石提升为二千石。京兆尹赵广汉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但因犯罪当斩，数万人为其求情，甚至有愿代其死者，汉宣帝为严明刑律，最终仍下令将其腰斩。 　　 

　　马士远，博士（先秦两汉方向），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枣庄市人。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史博士点一级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儒家文献研究方向负责人。“儒学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重点项目1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项，由中华书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在《学术月刊》、《孔子研究》、《道德与文明》、《齐鲁学刊》、《社会科学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等核心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